一年一度的中元节又要到了，谨以此文纪念母亲逝世十五周年。

   每个人都对自己的母亲是那么敬爱、依恋，又那么难忘！而我的母亲的确是一位太平凡不过的人了。可每每凝视老人家的遗像，心中总是感到失落和无限的追思！

一、少时的记忆 

   我的童年的记忆已经模糊不清了。能够拾掇的记忆碎片也是到上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了。那时候从入初级社到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我是兄弟姊妹六人，我最小。 大哥只读过几年私塾，四个姐姐没有上学；母亲跟我父亲说一定要让我读书识字。从我记忆开始，家中只有我一人上学。我从上小学到初中毕业，正是家中最困难的时段（1955-1964，其间的吃大食堂、三年自然灾害）。母亲总是想法攒点零钱给我交学费（当时学杂费很少，也就每学期一、两块钱），偷偷地收点东西留给我吃。但在那三年自然灾害国家还要承受苏联逼债的年代，国家和每个家庭都不容易啊！要不是党和政府从江南调来白菜、胡萝卜以及其他能够吃的救济粮物发给群众，说实话，那种艰难的日子是很难度过来的。偶尔有点稍微好点的东西，母亲自己总舍不得吃。有一次父亲从集上回来，买了一包熟花生，真香啊！这在当时，我看来是最稀罕的好东西了。父亲对母亲说：你也吃几个，母亲笑着答应，一包花生分开来每人能有几个？我很快吃完了，还缠着母亲要，母亲眼睛望着身旁的父亲和四姐说：没有了。我低着头失望地走进里屋，母亲轻轻的走到我跟前，一只手伸进大襟小褂内的口袋，摸摸索索地掏出三粒花生，我一下子扑到母亲面前。这一幕几十年后的今天仍让我记忆犹新。1961年，我考上初中的时候，父母亲心里多么高兴，因为全庄坚持上完完小而又能参加初中招生考试的一届四个学生，只有我一个考上了初中。须知那个时候不仅上学难，初小升完小，完小升初中都要比现在考大学难啊！母亲精心为我缝做了一个黑色的棉布书包，这书包不仅用来装书，还用来装吃的东西。正是这三年初中阶段，也是三年自然灾害之时。绝大多数家庭生活困苦，大秫缨、大秫穰、黑节草、路边草、混麦秧、方瓜叶、方瓜梗、榆树叶……凡是能吃的草、树皮都吃了，至于山芋叶那就算是好的了。湖里山芋地里落下的霉烂山芋叶也被大人孩子们找光，由于洗山芋叶，河沟里、水塘里的水都是黑色的，每家分到的救济粮只能是调料了。还好，政府调来的粮食虽然吃不饱，但饿死人的确实没有见到。我当时在学校生活，政府对中学生有专门补助照顾，学校食堂每班一大桶稀饭，学生每人可分到一碗，保持学生最基本生活，其余食物要由学生从家里解决。母亲从全家每月很少的粮食中抠出些许给我连同洗好的菜叶带去学校食堂蒸饭。但这也不能保证正常都有。记得有一次，我从学校回家拿粮食，家里没有什么给我了,我背着书包忍着饿又往学校赶去，母亲含着泪把我送到家后，叮嘱我过两天回来拿。当时我感到非常   委屈，可以想象母亲的心不比我好受！三年自然灾害终于过去了，而母亲却因此积劳积疲病倒了。父亲与大哥商量给母亲准备了喜材（棺材）；所幸后来由于生活渐渐好转，加之中药调养，母亲的身体又康复起来，渐渐地母亲又像以前那样操持着家务了。

   上初中的前一年多，我没有住校，晚上上灯课要到九点放学。那时每个村庄之间没有像样的大路。从俺葛庄到蔡瓦坊是一条不到两米宽的斜路。从家到学校好几里路，冬天有时虽然雨雪路滑，但路两边没有庄稼只有路旁田里埋的很多坟头；而一到夏秋两季，斜路两边长满玉米高粱和大豆，风一刮秫叶发出沙沙的响声，我当时虽然十四、五岁心里还是很害怕，每天晚上只要我不到家母亲就会坐在床上等，直到我到家才安心。母亲告诉我晚上走黑路不要回头，用手向后蒱头发三次，头顶就会有火光，鬼就不敢走近你。我知道这是为我壮胆的，真的，我在通过长满高杆的玉米、高粱地中时，不自觉地就会想起母亲的这话，用手蒱三下头发。有一次放晚学，正是暑假前几天，那晚上黑云密布，要下大雨了，我走到那段两旁都是玉米、高粱的斜路时，起风了，天上雷电一闪一闪地，我浑身毛骨悚然，嘴里说不怕，头上有三堆火。但心里还是害怕， 膀子发抖腿肚发软，脚下高一脚低一脚，气喘吁吁低跑出那段让人生畏的斜路，到家里浑身汗都湿透了。母亲看到我这样，责怪父亲没有想到去接我。从那以后母亲不再让我一个人走黑路，让父亲每天晚上都到蔡瓦坊我的同学家等我接我回家。下一个学期与学校交涉安排我住校了。我在初中的三年时间，一直感到母亲陪在我的身边三年。我一生都不会忘记那三年艰难的求学之路，更无法忘记父母为我付出的大恩。

二、母亲的珍藏

   母亲一生刚强志气，辛劳节俭，疼爱儿女，乐观向善。老人家的前半生是在快乐的闺中，遭遇匪患，艰难持家，经历贫困中度过的。她没留下任何金银财宝值钱物，但她直至晚年还珍藏三件东西，用现在人来看，都是早该丢弃的废物。说出来不怕你见笑。可母亲却把这三件旧物视作她身份的象征，是她一生勤劳向善、无怨无悔的付出的见证，是她经历旧社会苦难而乐观豁达的证物。

1、三条半腿的“坐床子”

   从我记事开始，母亲就喜欢坐着“坐床子”（旧时一种像小方桌子一样的坐具，比较精致，市尺大约一尺六寸见方，样子像八仙桌，有的坐面下还有一抽屉，可以放一些随手小物件。，无论是平时做针线或编草鞋打毛蓊，她总是要坐在“坐床子”上边。奇怪的是这个这个“坐床子”只有三条腿是好的，其中一条腿被火烧断一半，是父亲又用木头接上去的。“坐床子”的一个角也被烧黑了一块。到后来“坐床子”的面板坏了不能修了，母亲索性把剩下的一点面板拆掉，用草绳横竖盘起来，她说这样坐更舒服。我不知道母亲对这个三条半腿的破“坐床子”为什么如此珍惜，至此舍不得丢掉。照理说俺家是木匠出身，父亲和大哥还做着木匠手艺，哪点木料也能打个新板凳啊？直到我初中毕业后的一次过中秋节，母亲吃饭时要我给她搬这旧“坐床子”时，我忍不住说了一句“那三条半腿的破坐床子有什么好的？我给你搬个新小板子坐好了”。可母亲坚持还要做那“东西”。父亲告诉我：这个“坐床子”是你母亲当年陪嫁来的“小八件”中唯一没有被土匪全部烧毁的嫁妆了。我不知道当时母亲嫁过来时陪的嫁妆“小八件”是哪些东西，只听父亲述说有三抽桌、箱子、大小木桶、坐床子等。那时候乡下只有家庭日子过得较富裕的人家陪闺女才能陪这些硬件。据父亲说，母亲嫁来那天，娘家来了一班人，为首的叫王方纯，是母亲家下侄子，骑着白驴，挎着长枪，走在抬嫁妆的队伍后边。庄里人看了很是羡慕。以致每当讲到当年嫁来唐家时的风光，母亲的脸上总是洋溢着喜傲的神采。国安才能家宁。可在国民党统治的旧中国，老百姓没有安稳日子，整天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三十年代的这块土地上，南有老魏三，北有王宜墨、蔡三木匠，经常出没抢劫，抓肉票、烧民宅。最让老人提起来就失魂落魄的是“七月初二”那场匪患(大概是1938年左右，老人家记不清了)，那天上午，众多土匪蜂拥而来，蔡集南面的几个庄子的男女老少携家带口奔跑到集北黄河堤上躲匪，人们趴在大堤上向南望去，几个庄子被土匪抢掠、放火烧房子、枪声、爆炸声不停，一片火海！躲在黄河大堤上的男人们捶胸跺脚“完了，这下完了！”当土匪退去，人们回到家时，到处只剩下残垣断壁，断棒黑灰。就是那场匪害，母亲陪的“小八件”灰飞烟灭，只剩下这只在院中尚未被火全部殃及的三条半腿的“坐床子”了。难怪母亲视若珍宝舍不得丢掉，这是她老人家仅存的嫁妆啊！

   这个“坐床子”一直陪伴母亲几十年。六十、七十年代很多人穿不起布鞋，春夏秋天脚上穿的是蕾草、苘麻编的草鞋、凉拖，冬天穿的是芦花与蕾草、苘麻编的毛蓊；条件好些的用鸡毛代替芦花编成鞋口带花饰的高跟木底毛蓊。母亲在左邻右舍中是数的着的巧手，人缘又好，乐于助人，请她的人真不少。她就是坐在这张三条半腿的小“坐床子”上为家人、邻居、亲友年年月月不知打了多少罄功，编了多少草鞋毛蓊。每逢冬月，她是家里最忙的人，有时给人赶编到半夜！记得庄上穷苦孩子刘太雨到大雨雪天没有鞋穿，母亲听我说起，就是坐在这“坐床子”上连夜赶做一双毛蓊送给他。

2、两双绣鞋

   母亲出生的年代是清朝晚期的1908年，当时必然时兴女人裹小脚的，像母亲那样有些讲究的家庭更是毫无疑问了。

   从我自小开始记忆时起，母亲床底下的木板上就有一个盛点心的小拜盒子。无论经年搬了几次家，老人家换了几次住地，她始终不弃把这个小拜盒子带上。直到一年六月“ 晒龙衣”那天，我才看到母亲将小拜盒子抱到院子里放到阳光下打开。噢！原来里面是只有不到四寸长的绣花鞋。一双是银红色的，一双是草绿色的。鞋帮上绣着花枝花叶和几朵小花。做工虽不算是太精巧，但也栩栩如生。花线之鲜艳，几十年都没有退什么色。据母亲说：这是她嫂子和她共同绣作的；专门为她出嫁时装箱子做的。母亲时常提起她嫂子，看得出在娘家时姑嫂关系相当融洽。我纳闷，这两双绣花鞋为什么没穿呢？母亲嫁过来时，一双小脚是能穿的啊呀！况且做的时候也是根据她的脚的尺寸绣制的。后来听到母亲多次讲述那段辛苦立业成家的往事，我才明白。父亲兄弟三个，他排行老三。老大、老二都已结婚。母亲来时，那么一大家子，还有祖父母就住在一个院子里。父亲最小，结婚住在前面过道屋里。祖父母也看到一个院子里住三家太过拥挤，就动员谁先搬出去谁就自力更生另拔宅子搬出去；言下之意他也无能为力！母亲个性刚强，不甘住这过道屋，说服父亲赶快搬出去。说得容易，平地生雷，就算是盖三间土墙草屋，既要新垫宅子，新打土墙，木材麦草门窗，光土方就不是个容易的事。母亲见父亲为难，说不要怕，有我帮助你愁什么？说着母亲脱下裹脚布，放开了那裹了二十多年的小脚！干！父亲推着土车，母亲在前面拉车，从汪底一车车把汪土推向百米以外的地方。从早到晚，没黑没夜地干。母亲瘦小的双脚尤其是被裹压卷缩在脚底下变形的脚趾整天澥着薄泥磨破流血，疼痛无比，始终咬着牙坚持下来。母亲每当讲到这段二十八天连垫宅子到新屋落成的艰苦立业的故事，脸上总是流露着骄傲自豪的欣喜之情。也就从那次以后，原来穿惯了的小鞋再也穿不下了。

   在六十年代那段艰难的岁月里，母亲为了帮助父亲支撑这个有六个孩子的家，她不顾自己瘦弱的身体和一双小脚，干着她从来没有干过的苦力，拉大锯锯木料，那大锯一天拉下来浑身就像散了架一样腰酸胳膊痛。为让父亲在家多做点木匠活，母亲背着两个几十斤重的风箱去赶杨集赶耿车，她那两只小脚跑起路来连我那年轻的叔兄弟生贵也跟不上；心急啊！有时一天不发市，还要背回来。赶了一天的集，有时连买一碗开水都舍不得。真不知道当年母亲是怎样熬过来的。

   一九九五年，我去北京参加一次农业项目会议结束后，专门跑了几个市场为母亲买了一双尖脚小鞋，母亲非常高兴，那闺中姑嫂绣制的两双小绣花鞋就一直珍藏下来。记得外甥先红小时候来我家，还拿出来把玩过。待他长大后说：俺姥姥这鞋应该当文物收藏起来。可惜在母亲去世时由于忙乱将这两双珍贵的绣花鞋连同她的衣物一起烧掉，虽然深感惋惜，但终归送她了。

3、一枚银别针

   母亲生前乃至逝后唯一留下的珍藏，就是一枚银别针了。这枚银别针被我的妻子建兰保存下来。用现在的市场价评估，最多值几元钱吧。母亲一生，尤其是嫁到唐家后过着艰辛、清贫的生活。但是她很爱整洁，最厌邋遢。早晨起来洗脸梳头漱口，三件事必不可少；尤其是梳头更是一丝不苟。母亲头发很密很黑，窝着团头，带着帮网，插着银簪，别着银针。当年没有现在的什么护发素，母亲头上搽的是菜籽油。梳出来显得油光闪亮。她穿的衣服即使是旧的蓝布褂子、青布裤子，也要洗的干干净净。母亲做一手好针线，衣服破了，她总能补的正正当当，尤其是那大襟褂子上的驮肩，不少女人都补不整齐，她经常笑说：大闺女就怕补驮肩，小伙子就怕两手锨。年老后的母亲也一直保持着爱清洁的习惯。只是因为年岁大了，头发开始变得灰白，稀疏了；团头越来越小了，她开始头戴黑色的纱包了。到八十多岁时，头发越来越少，她每天仍坚持窝着团头，只是银簪用不上了，那枚别针后来也不带了。母亲去世时，闰年闰月超过百岁。她的一生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也享受过苦尽甘来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她唯一留下的这枚别针，成为我们对她老人家最好的留念；母亲还在护佑着我们。

三、母亲走了

   2004年元月18日（农历腊月廿七），天气很冷，母亲要到外面晒太阳，大约十一点多，母亲感觉不舒服，中饭也没吃。所好医院离我家很近。我赶紧去接医生来家给母亲看病。医生说，老人家恐怕这几天寒冷受了风寒，就开药请护士来家给她挂水，这瓶一斤的药水挂了四个多小时终于挂完了。第二天，天气晴朗，建兰说趁我大姐和我大女儿在家，把母亲的衣被洗好。母亲这天继续挂水，一直挂了六个多小时才算滴完。显然母亲的血脉流通太慢了。腊月廿九那天，盐水挂不下去，医生建议，老人家血脉实在是流通不畅，不要挂了，年纪太大了。从腊月廿八夜里开始，母亲开始自说自笑，不停地讲她在娘家时谁也不曾看到的事；不时地喊她哥哥、嫂嫂。有时像孩子般的讲着笑着，重复地讲着（脑子完全不清醒），口干舌燥，也不喝水。到了腊月三十那天，讲了一天一夜的“瞎话”的她开始只重复呼唤一句话“都来齐了吗？”她是潜意识的想要儿女们全到场。实际上这时老人家已无清醒意识了。儿女们在她跟前她也认不出谁来了，但仍尽力呼唤着“人都来齐了吗”？听到她的呼唤，真让人心疼流泪。

   记得那天我一早就打电话给几个姐家，中午前四个姐姐、姐夫都来了，他的外孙子如大姐家的修堂、二姐家的先红、大哥家三孙子典兵也到了。我们全家包括大女儿女婿、二女儿女婿，瑞典和庚辰都来了。令人奇怪的是，她神态不清认不出谁了，但当瑞典到家趴在她床前喊奶奶时，他却能认出并喊一声瑞典。我们都很兴奋，认为老人家不会很快就走的。时值腊月三十，家家团圆过年。母亲的回光让我们到场的人松了一口气。我说，几位姐姐、姐夫都回家过年吧，家里都有老小，这里有我们一家在跟前，时间已经下午四点多，大家各自陆续回家去；修堂、典兵留下来帮我守夜。母亲仍是隔一会就重复那句“人都来齐了吗？”显然，她老人家弥留之际多么希望子女们、孙辈们都围绕在她身边啊！这与她一生疼爱子女、孙辈不够的意念分不开的。我们很快吃完年饭。，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三十，谁也无心喝酒、嬉笑，小声讲着话，生怕打扰到她老人家。，我们坐在母亲不远的一张床上，眼睛不停地盯着母亲的脸庞。……母亲的声音渐渐变小微弱（她实在太累了）。我们真希望她老人家安静一下，歇歇缓缓熬到新的一年。

   “俺 佬(nǎng) 走了”。外甥修堂喊出这句语惊满屋的话。我立即趴在母亲面前，用手试着母亲是否真的走了。我的心一下颤抖起来，母亲真的走了！就这样，在两天多像过电影那样讲述她年轻时不为人知的姑嫂之情和耗尽心血呼唤 “人都来齐了吗”的愿望中安然的走了。我们都不敢大声的哭出来，因为那是一个除夕之夜！初一的早晨，我突然地变老了。有母亲在，我尽管已经五十六七岁的人，儿孙满堂，但进了家门仍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而今再也没有喊我小名的人了。

   按照农村的传统风俗，我赶紧请来了本家弟兄和侄辈们商量母亲的后事（因我大哥已去世）。一方面 通知请母亲娘家亲属，一方面通知几个姐姐及有关亲朋。按道理，像母亲这样闰年闰月已经年过百岁的老人，至少在家安放七天以上（市政协原主席朱玉振先生说，老人家年已百岁，可以不火化吧）。但由于当时形势所不允许，在知会乡镇和村有关领导允许下，从街里搬到庄里哥哥的长子典富家去办，为母亲祭悼送葬，入土为安。因为母亲生前曾反复提出她死后怕火化，一定要有棺材。殡葬改革，死人是要火化的，这方面不能违规，但有棺材有鼓乐一定要满足老人家生前久已的愿望；这也是当时农村普遍的做法。正值春节假期，只得没到“头七”，正月初六就把母亲安葬了。母亲安葬的前一天和当天，娘家男女老少来了五十多人，悲哭声一片。（现在想起来仍心有遗憾）

    母亲没有读过书，但她教导我们的大道理，让我终身受益。从我走入社会参加工作起，母亲常对我说：“公家的东西不要占，人家的便宜俺不要”，“心无冷风病，不怕冷风吹”；“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这些朴实的语言，却能体现母亲多么深明大义，这些话，也成了我一生坚持的信条。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从我记事开始，母亲一直和我生活在一起。我结婚后，母亲也一直是在我家生活的。但现在想起来，我自参加工作后三十多年在外，很少陪伴在母亲身边。尤其是母亲七十二岁那年患面部神经麻痹症，口眼歪斜，当时我在外地学习，里里外外都是我家属建兰照顾她。那时我的工资很低，家里三个孩子，全生产队就属俺家透支最多，没有经济收入来源，真是难为建兰了。她找庄邻借五元钱不够给母亲治病的，又找人挖了一棵桑树卖了十多块钱，托周维吉到宿迁去买长鱼给母亲拉面部，她听人说长鱼血贴面部治疗效果好。拉着板车将孩子放在一头带母亲去大王庄找人给母亲治病，其艰难可想而知。而我作为人子却在外面不知情，没有尽到孝敬母亲之责！所好的是，在建兰的精心护理下，母亲终于大部恢复，但直到去世，嘴角还是有点歪斜。

   母亲去世快到十五周年了，再多的语言也难以表达对她老人家的思念，母亲的恩情永远难忘！                  （2018年7月）